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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这样的新格局下,政策仍然可以通过非对称管制手段,从而实现鼓励竞争的局面。
上述证券公司高管指出,“移动号码可携带”就可以实现这个效果。我国移动市场用户超过5亿,月换号率2.5%,每年换号1.5亿,如果给予新的运营商不同的时间点执行政策(弱势运营商最先执行入网携带原号码,强势运营商可能产生大量的带号网内转出用户)和资费优惠,可以肯定的是2年左右的时间将有1亿左右的用户转移到电信C网和新网通(新联通)G网中。
同样于2004年进行“号码可携带”改革的韩国,2006年初,主导运营商SKT净转出用户162万,KTF净转入38万,而最弱势的运营商 LGT净转入124万,有效地改变了市场格局。以上用来证明的是,电信重组的内容安排无法决定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在于之后的非对称管制措施出台。即使不是屡次难产的《电信法》,起码行政法规应该给予弱势运营商以机会。
尽管本刊采访到的分析师和电信专家都普遍认为允许“携号转网”的政策出台难度会比较大,但由于新的三家公司可以放开在移动网上竞争,总会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比如联通,为了同时顾及G网和C网的发展,推出了双网双模手机。
但这实际上根本不足以改变双网发展都在变缓的局面,因为联通要同时投资于两张互不兼容的网络,在资金、技术、人员方面一直都在进行左右互搏。但分拆后,至少新电信和新联通都可以一门心思地发展自己的单一技术网络,同样的投资,无疑会有更高效的产出。
此外,由于未来的互联网发展方向注定是移动接入为主,取代现在的固定线路,因此,如果政策能让拿到全业务牌照的中国移动晚些进入固网市场的话,新电信和新联通还可以有时间把固定接入互联网服务和移动互联网服务实现对接,让各自的互联网用户不至于流失。